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小说集 《现场逃逸》《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曾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大红鹰优秀作品奖等一些文学奖项，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

葛水平，女，山西沁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为山西长治市戏剧研究院编剧，创作有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小说集《喊山》《守望》《官煤》《陷入大漠的月亮》等。2004年葛水平获《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地气》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优秀中篇小说排行榜。《黑雪球》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甩鞭》《地气》获《黄河》2004年“雁门杯”优秀小说奖。《喊山》获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甩鞭》获2006年《中篇小说选刊》小说奖。《喊山》获2006年《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连翘》获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日前揭晓，32位作家、诗人、文学理论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分享了7个奖项。我省作家蒋韵的《心爱的树》，葛水平的《喊山》获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是2004年至2006年间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本期，就让我们走近这两位作家，一同感受她们是如何用小说去诠释生活、感悟生活的。

――编 者

蒋韵获奖感言：《心爱的树》是一个关于君子和承担的故事，它锥心泣血遥远的歌哭，仍然能使今天的人们为之动容、动心，这是生活给我的惊喜，也让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养育君子、侠士、剑客和诗人的文化故土，对我而言，将是一个永恒的吸引，也是一个永恒的承担。所有喜欢这故事的编者、评委和惺惺相惜的读者朋友，感谢你们。

葛水平获奖感言：我对获奖一直心怀敬畏。我最早的时候，获奖是小学一年级时寒假得了一张奖状“三好学生”，它给了我继续做“三好学生”的信心，同时，让我有了梦想。当一个人有梦想的时候，那个梦想可以千变万化，但是，被人肯定或者奖励，是心里一个鲜明的分界，而暗藏着的欣喜是对自己的肯定，只有被肯定了，才能进步。这也是普天下母亲给幼小的儿女常存的一个朴素真理。我敬畏获奖的另一个原因是，有那么多好作品没有获奖，我获了，我不知道见了那些写了好作品的人怎么说话？要想填补我内心的虚弱，我要努力多少年！

获奖，如果我仅仅把获奖庸俗化，认为是我自己创作的高度，那我一定是一个自大的人。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大的人上苍不会眷顾他（她）。我一直相信：善是一个人的气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幸运，当一个人滑向自己的未来，从最早的“三好学生”开始，肯定或者表扬，在成长的时间里，奖励，给这个人自信。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平淡行进的生活，让我去向不明，创作的价值还需要朴实的思想为支持，我必须坚强到成为一个顽强的人，然后，我才能长足进步。

深秋季节，天气已渐渐地有了些凉意，人们甚至开始做些过冬的准备了。10月28日，从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传来一个令人温暖和激动的消息：中国作家协会与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颁奖，我省两位作家――蒋韵和葛水平的作品《心爱的树》《喊山》各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

是日，围绕着获奖事件及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问题，我们专程采访了两位大奖得主。

关海山：祝贺你们二位获得了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蒋老师，你的小说一直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当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读者坚持不懈地阅读你的小说，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更因为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你被看作是当下文坛并不多见的一位优秀作家。

蒋韵：我个人认为，由于现在跟改革开放之初不一样了，你不能要求大家的阅读兴趣、审美情趣全都一样。其实，我不是一个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但我一直有忠实的读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作家没有权力选择读者，我也不知道我在为哪一类型的读者在写作，我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希望更多的读者来选择我。

关海山：记得你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失去’其实一直是我小说的主题和意象。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小说中已经出现了那种被放逐到了时代之外的人物，出现了那种生活的‘外乡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前苏联的影片，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做《苦恼的女人》，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她就是一个和急功近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固执地生活在时代之外、固执地想走回精神家乡的悲剧性人物，这个女人的精神气质后来成为我小说的底色，也决定了我小说的命运――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而接踵而来的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彻底的物质和欲望的年代，我的小说无论是对大时代而言，还是对一个欲望的年代而言，都是格格不入和异己的。我想这也是我不在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中的重要原因吧。”我注意到几个词：底色，格格不入，异己。你这些话的意思很明显，但我还是想让你进一步解释。

蒋韵：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来说吧。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到先锋文学到后现代，以及后来的“70后”“80后”等等，不断在命名，文学思潮一浪接一浪。命名总给人一种集体亮相的感觉。除了伤痕文学，我总在“浪潮”之外，我不在任何一个文学热点和文学思潮之中，这跟我的创作有关系，我只写特别能触动我的东西，而我的“热点”永远不在人家的热点之中。

很早我就有一个主题――失去，我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可以让我写一辈子的母题：任何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外乡人”，或者生活永远在别处。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几年，我为什么被关注得越来越多呢？因为在这个时代全球化的语境中，“失去”并不是个人的小情小调，对于故土、对于个人，“失去”都是一种挽歌，是唱给一种美好东西的挽歌，更是对很多美好东西的一种认同――失去更是一种永恒！这也是我后来一步一步悟出来的。

关海山：而王尧、林建法则认为：“我们一直注意到，蒋韵似乎是很难归类的作家，也是一个被批评家‘边缘’化了的作家。和一些作家相反，蒋韵的成就远在她的声名之上，她在‘伤痕文学’时期的作品已出手不凡，此后蒋韵几乎是个孤独的写作者。蒋韵对人生、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坚持，在重新理解了苦难和乡愁之后，悲悯的情怀成为蒋韵写作的底色。”实际的情形的确如此，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以一种沉默的姿态坚持着自己孤独的小说写作，坚持着一种孤独的精神创造事业。这是为什么？是不屑于哗众取宠么？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美文》杂志读过你很短的一篇散文《我不倾诉》，说实话，我为你的文采和个性所倾倒。是不是你有意这样特立独行？

蒋韵：“不屑于哗众取宠”是很多优秀的作家都在努力做的，我并不是在有意为之，我本来也没觉得什么，而是本色坚持，因为我的功利心没有那么重，写作对我而言，是我的需要，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一个人一辈子做了自己想做的，有什么为难的呢？

苦难和乡愁，有一段时间，有些评论家们认为是小情小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对于苦难和乡愁，我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我想写出人类的大善、大美和大悲，这是我的追求，当然，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一次在法国演讲时我讲过一个观点：听众老想让我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上做对比，我则认为，“文化”的话题太大了，我想谈情感，人类的情感，比如写爱情，这是一个永恒的母题，欧洲（法国、英国）的作家可以把爱情写到极致、写到超越的意义，但是，写苦难――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但能把苦难表达到俄罗斯作家那样的没有，对于心灵苦难的表达，至今没人能超过陀斯妥耶夫斯基。这种乡愁和生命悲情，像“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等，古往今来，中国的作品里到处弥漫着这种情绪，但这个乡愁不是一个具体的，而是带有超越性的，是人类的，是对故园的，在反复的咏叹中，乡愁和生命悲情便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

关海山：请问葛水平，你的小说大多是关于农村题材的，你喜欢把人物放逐到山水间，让你小说中的人物充分地与天地交融、与山水相映，最大限度地展示生活的自然状况，细腻而冷峻地为读者描绘一幅幅农村的原生态画卷（主人公大多没多少文化，不会讲出深刻的哲理，话语粗俗，原汁原味，却洋溢着鲜活的人性）。这些无疑都得益于你对生活的熟悉和体察。那么，你这种现实主义写法，与同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赵树理相比，有多少相同和不同？又有些怎样本质的区别？

葛水平：南京大学教授姜广平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你的叙事语言是最为粗朴的、原汁原味儿的，甚至带有那片土地最原始的味道。这种语言，充满了一个健全生命的强大底气与活力，没有献媚取宠，没有搔首弄姿，没有张扬跋扈，也没有无病呻吟。我想，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最为本质的贴近，可能难以选择到那种语言。从某种本质上讲，你一出道，就显示出了与沈从文等作家的接近与神似。有人以赵树理来与你比较，我觉得赵树理的那种语言显然有力不能逮的地方。至少，赵树理努力在社会化方向上的努力，使他的语言受到了很大的戕害。”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喜欢沈从文的文章，2005年我随中国作协访问团重走长征路到过湖南凤凰，凤凰在我眼里是阴柔的，也是婉约的。在走近凤凰的一刹那间，我的心剧烈跳动，我一直想看到凤凰，看到沈先生生活过的凤凰。我走进凤凰时，我渴望神化的灵迹和宗教的幻境，我甚至渴望我的语言能沾了沈先生的灵气。当我从凤凰走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是一条水吸着湘西女儿的香气沁了沈先生的心田，才有了他文章中的满目青葱。地域给了一个作家灵敏的心目和灵敏的感悟，我如果真能够接近沈先生，那是我前世的造化。赵树理是一个高度，而这个高度对我来说是永远的。赵树理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无法克服的灾难袭击着社会，他的社会化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是可以拯救民众精神苦难的。文学创作一直以来或者说永远都有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那个时代出现的赵树理，他就是一个高度，我无法超越。

关海山：阅读蒋老师的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特征，无论是《栎树的囚徒》中的陈桂花、范金钗，还是《闪烁在你的枝头》中的表姨幼容；无论是《我的内陆》中的陈枝、林萍，还是《隐秘盛开》中的潘红霞、拓女子们，都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应该说，这是一组打上了明显的蒋韵印记的最能凸显蒋韵艺术特质的人物形象，这组人物形象最根本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种明显的极端化特征。这就是说，在这些人物的心目中，都有着某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虽然在不同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身上这精神会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态，但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维护自己内心中的精神追求，却是这一组人物形象共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小说其实很有一些浪漫的意味，而你笔下的这一组人物也很有一些横空出世的意味。请问，你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塑造这些人物的？

蒋韵：应该这样说，这些人物对我而言，代表了某种过程，比如《栎树的囚徒》中的人物，带有一种雏形的色彩。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了我个人坚持的一个母题，比较极端地体现在“潘红霞”们身上。到《心爱的树》（包括《隐秘盛开》），都具有了一个特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深情、缠绵的爱情故事，但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精神之光（我要特别强调，我这里指的是爱，而不仅仅是爱情），从穿越爱情到爱……

关海山：作为女性作家，在创作上，你认为与男性作家有些怎样的优劣？对前段时间所谓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私密生活”，你怎样看待？你对你自己的创作有些什么坚持不懈的要求？

葛水平：我认为男性作家在创作上更理性一些，而女性当了作家，好像感觉“作家”两个字更适合女性。女性更喜欢抒发性情，纯属主观的感知与情绪更有利于创作。“优劣”二字用到“男女”“作家”身上不好说话。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身体写作”。中国人的写作，自古以来，就要求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摆进作品中，任何体验都来自自身的体验，我不太喜欢把这个词放在女性作家身体上，本身就存在一种暧昧的错误。但是，笔墨毕竟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胸襟小，要让笔墨里的气象是大的，总没有可能。既是美女又是作家有什么不好？起码美人还知道用脑子来养活自己！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坚持不懈地走俗世平民化写作。

关海山：结构对于一部小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首先必然有一个成功的结构。对于结构而言，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作家如何对待处置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通过与歌德在观察世界的方式上的比较，巴赫金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与歌德小说在文本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差异：歌德的小说重过程、重时间、重历时性，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重横断面、重空间、重同时性或共时性。”如果说历时性与共时性可被看作两种小说的不同结构方式的话，那么你的小说很显然是属于历时性的。这也就是说，在你那些成功的小说作品中，从结构的意义上更多地发挥着作用的乃是时间性因素。《心爱的树》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只有大约三万字的篇幅，但故事的时间跨度却长达四五十年之久。这一点，对不起，恕我直言，你的小说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和李锐老师比较接近。你对小说的结构有着怎样的要求？是不是有意为之？

蒋韵：《心爱的树》是历时性的，它受没受李锐的影响，我不好说，因为我们永远同为第一读者，但我的《隐秘盛开》应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历时性的，它虽然有时间跨度，但我选择的是几个时间点，小说的结构是复调的，比如中间的插曲部分，无论历时或共时，两者我都不排斥，我不拒绝任何一个，只看需要，我在写小说之前不太注重它的结构，首先想到是开头的第一句话，它是全篇的基调，这是我特别注意的，然后，走进小说里边后，我才去注意结构，历时性、共时性我考虑得并不是很多，不是说共时性就一定高于或低于历时性，但我喜欢把二者结合起来。

关海山：你认为文学创作有何现实意义，或者说文学究竟能带给人们什么？

葛水平：这个题目看是一两句话，但是，它涵盖了很大的一个我无法回答完好的话题。文学因为生活而存在，这是一个话题；文学因为文学人的梦想而存在，这又是一个话题；其结果又可以罗列出很多这样的话题。而文学存在的现实意义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我的浅显的理解是，中国汉字的方方正正，首先教会了我做人一定要像中国汉字一样方正，我用它来写我感悟的一切，谓之文学。我把文学当我自己的口粮来耕种。我最应该尊重的是我生活的这片土壤，它恩养了我的心性。当我的口粮地获得了丰收，带给了我喜悦的心情，我的生活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我觉得文学带给我的现实意义便出现了。文学带给人什么呢？它让我有了一双神秘的藏在内心的眸子，从时间深处看过来，打通了历史之墙、消弭了现实与往昔的界限，让我在生活与时间中徘徊，感受美、情趣、爱、恨，让我在无穷无尽的字海中看到了人世一切风景。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带动了人类的进步、和谐！

关海山：你怎样看“文人相轻”现象？

葛水平：这四个字组成词语很有意思，我并不讨厌这四个字。我听一位我尊敬的朋友说起过这四个字，他说：“文人相轻是在同等台阶上的轻。”根本就不在一个平台上你轻对方什么。说一些口无遮拦的话就轻了吗？我和演员史可及另一位朋友有一次喝茶聊天，其中朋友说道：“我不喜欢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史可说：“那他一定很有才华。”我马上意识到史可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人！只有健康的人看对方的存在看到的才是优点，而心理不健康的人看对方看到的是缺点。社会的进步如果把自认是文人的人搞得话语都退步了，那是多么悲哀的事！“轻”字背后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字“重”，很沉甸甸的，气魄之大，只有拿捏出分量的人，才可以去轻他人。套用一句韩羽老先生的话，言语寡味，欲人不敬的人，多少年都在原地转转。

关海山：在阅读你的小说的时候，我们总能感觉到你在以一种无奈而忧伤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笔端活动着的人物。当然，人物自有其自身的性格与行为逻辑，这逻辑在很多时候是连作家自己也无法干预得了的，于是，你也便只能以这样一种悲悯的情怀去默默地注视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尧、林建法的“在重新理解了苦难和乡愁之后，悲悯的情怀成为蒋韵写作的底色”这一评语，的确相当犀利地捕捉到了你小说最根本的艺术特质所在。你是否同意这个评价？你又是如何去经营这一结构的？

蒋韵：我认同。生命、悲情、苦难……慢慢就变成我的一种底色了，它和作家本人也有关系的，什么人写什么小说，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是一个被放逐的外乡人？我小说里的好多人物都是我听来的故事，但与故事的原型已经相去甚远。那为什么又要写呢？肯定是那故事打动了我。为什么又相去甚远呢？因为写开以后，我已经不能把握它了，是它在带着我走，冥冥之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要让我用语言去表达这个感觉，当一个人物从作家的笔端一诞生，作家就无法再去左右那个人物了。

关海山：《隐秘盛开》是你的一部重要作品，书中以主人公潘红霞为主线描写了一批女性的情感经历，虽然这本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七七级大学生身上的事情，但是正如你在书前小序中所交代的那样，这个故事“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比如，2004年早春的巴黎；比如，1969年严寒的吕梁山区”，你希望人们把这部小说当作一部超越具体年代的抒写人类心灵的隐秘的作品来读，说明在你的心里，这种隐秘而强烈的爱始终存在于人们心间，是不能遗忘的精神印记，这便使得作品具有了普适的意义。你以这样的方式去安排小说的展开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你的《隐秘盛开》对读者还有些什么期待和说明？

蒋韵：《隐秘盛开》确实是我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写它的时候，我一意孤行，写完了，我从来没有这样不自信过。当时我把作品寄给了《十月》杂志，一个星期后，《十月》杂志的编辑周晓枫给我打来电话，她说：“现在我终于能平静地和你说话了，能以编辑和作者的身份和你说话了。”接着，开始谈我的《隐秘盛开》，但没说几句她控制不住自己又哭了，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谈她的感觉。现在的人们都不太相信地久天长的爱情，而“零度叙述加性”似乎变成了唯一的小说家追求的情感表现方式。但我偏要张扬，我就是要写一个石破天惊的热烈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我不仅写出了一个爱情故事，我更写出了一个爱的信仰者。潘红霞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爱情的信仰者，她并不仅仅是一个情深似海的人。写完这本书后，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事；写完这本书，我病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体里还蕴藏着这样的能量！我跟着我的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俗世的爱情到信仰的天国的历程。说到这里，我还要重复一遍，我写的是大善、大美、大悲、大爱，这里面有一种严肃的东西在。在人类中永远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不受时间、事件、地点等的限制，不是只能生活在1969年，只不过现在的人们用了另一种信条把“长命无绝衰”式的感情给遮住了，真正的大善、大美、大悲、大爱是人类的一种品质，而这种品质是不应该被泯灭的，我只不过把它给彰显了。

关海山：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其实，哪类写作又不是语言的艺术呢？），当然，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仅需要具备语言的魅力，更需要结构、情节、故事等等的配合，但一部语言运用上存在明显缺憾的小说，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一部真正的优秀小说。读你的小说，我能感觉到你是具有着清醒的语言意识的作家，这一点在你诸多的文本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不同类别的作品对语言有不同的要求，而小说的语言首先应该是及物的，你的小说，能给人留下一种语言精致、诗意、忧伤、干净利落的印象，还具有一种内在的呼吸节奏感，我们知道，你是个很有才气的作家，写过诗歌、散文，编过剧本，善于用极少的字便勾勒出人物的外貌及内在特征。这也许和你以前很多年写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我注意到了你小说中甚至对有些字和词的锤炼，比如在《地气》中，写“来鱼和德库吵架了，两户互不上门，就连孩子们也绝了话题。”这个“绝”字就让人佩服。比如，《喊山》中“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没有一个人清楚她的忧伤感是抵达心脏的。她的喊叫撕裂了浓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着、颠着，跌落到云团里。”得承认，这样的叙述非常优美，只是，如此散文化的语言是否会影响小说情节的推进？是否会冲淡人们阅读小说时的情感氛围？

葛水平：如你括号中所说，哪类写作又不是语言艺术呢！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绘画和舞蹈是用形象表述语言。当一个人的语言形成自己的风格时，我不认为他（她）是精心写出的，我一直认为语言是一个人灵动的思想的表述，是玩出来的。我记得最早灌输到我脑海里的几句话：文学艺术是生活的教科书，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既然是教科书，必然有教训或者承担教育人的义务作用，这样的语言必然是言语寡味，欲人之敬而远之。现在的语言呈现了多重表现，也说明了语言是超脱物外的，只有超脱物外，想象的活动才能充分地驰骋、才能玩出真性情。

小说创作的散文化，这是我在创作中无意识的表现。我在读别人的作品中不太喜欢读大段的描写、大段的叙述，当我眼睛很累的时候，我会把大段的文字缩短到一目十行，我在写作时常常会因为我曾经的阅读经验影响我的创作，我会把人物描写简短到很少的字，会用一些细节来填补他（她）的性格。你说小说创作是及物的，这里的“物”便是人的存在，我是赞同的。人才是一切诗意、忧伤语言的载体，如果没有人物，再好的语言看上去也有疏离感，人物是小说生命中最本质的部分，当读者仅仅记住的是我的语言而不是人物时，我的小说是没有灵魂的。我不怕有人说我小说创作的散文化，我怕读者说我的小说没有灵魂。

关海山：也有读者认为你的小说总是在反映我们当前农村或山村生活的落后，时常在揭示人们生活中不很光彩的一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记得有次在谈到你小说的时候，我用了两个字：“残酷！”你是否认同？

葛水平：不认同。原谅我这样回答。有残酷的东西，但并不代表残酷。别人怎么看我的小说，我不会放在心上，我只希望我有一颗安静的心、沉着的心，继续写，才是正途。

关海山：最初，从你的小说中很难看出你个人经历的脉络，你喜欢观看别人的生活、讲述他样的人生，但是，尽管如此，你的作品并未表现出更为多样的色彩，故事中的人物虽然千差万别，但观看他们的那个上帝却带着一贯的平和与慈祥。你笔下的人物大多单纯，善得单纯，恶得也单纯；与此相对，你喜欢异常繁复的叙事，就像博尔赫斯心中交叉小径的花园。在你的故事里，单纯的人物在曲折的命运中颠沛流离，而在他们的上帝看来，他们经历的痛苦终会渐渐平淡，并从中升华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美丽；也有些时候，这些曲折并不带来苦难，而是平淡人生中的一个巧合、一个小小的奇迹、一点惊喜和回味无穷的禅意。这是否和你平时为人处世的作法及心态有关？

蒋韵：你说的这种现象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我写的以《大雪满弓刀》为代表的小说，那些小说的结构非常复杂，真的像博尔赫斯的叙述方式，有些神秘化，它和我当时的心境有关。当时我的心情很低沉，无形中就用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了。我很喜欢博尔赫斯，当然会受他的影响。从《现场逃逸》《完美的旅行》我的叙述方式就改变了，那时我对生命的感觉、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是敬畏，而且在猜测。后来我的叙述方式的改变，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开始用一种更平常的心态来对待人生了，也有玄机的成分在内。其实，过于技术化的东西，对作品是有伤害的。

关海山：你的小说《地气》正在被拍成电影。我们也有些作家很反对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认为这样会破坏小说中许多固有的特殊元素，你觉得你的小说与电影或电视联姻，前景怎样？你如何看待？

葛水平：不怎么看好。我把我小说电影版权卖出时，我就不怎么看好，卖出去的东西，它不属于你的了，它是属于对方的，和商店里的货物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话说回来，也有卖出去的东西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出新。我目前的选择如儿童之心放在生活的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去回头反看，只听从命运的走向，有人买我的作品我当然卖，我要生活，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幸福的。

关海山：文学对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葛水平：让我对真、善、美、假、丑、恶有了自己的认识。

关海山：请你对自己这些年来发表的作品进行一下总结。

葛水平：容我打个比喻：饭虽然是由粮食做成的，但饭不等于粮食。若要把粮食做成饭，还必须经过复杂的工序，这中间的工序我总结不出来，只能说：我努力了，现在还不是结果。

关海山：我知道，前段时间你和李锐老师参加了重庆出版集团策划的“重述神话”系列，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出版计划，有好多个国家的出版社参与，邀请各个国家的作家重述自己国家的神话，诸如大江健三郎、阿特伍德等著名作家都已经加盟，中国作家苏童的《碧奴》刚刚出版就卖出了15个国家的版权。这次写作是你和李锐老师的第一次合作：因为是命题写作，有合作的可能。《人间》我认真看了，确实感慨很多，看到很多关于白蛇（白素贞）的描写，我是流了泪的；当然，对于法海（及其他某些人物）的性格及本质塑造，我觉得与人们所熟悉的距离很大，尤其是对你的书里所揭示的人性的恶，比如“多少人喝了她的血，就有多少人想要她的命”，等等，展示人和人间的真相、反思人和人间的残忍的叙述，以及书中真理与慈悲的抉择、情与理的冲突，我认为，几乎已经是在考验读者的心理承受了――这自然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尤其读到法海和众村民围攻并要杀害白蛇的情节时，我已经不能自拔地融入到了作品中，我着急，我愤怒，我恨法海和众村民们，然而他们都是正义的，他们并没有任何错，这时，我感觉到作为一个人、一个生物，竟是多么地弱小，我所有的情绪只有两个词能够形容：无奈和无助。苏童认为，“神话是飞翔的现实”。那么，你这样去安排故事的发展，是因袭了传统？还是有什么别样的考虑？

蒋韵：我首先要强调，因为是合写，所以，应该是“你们”而不是“你”。

肯定是有别样考虑的，我们这样认为：神话是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的完美，既然是重述神话，关键词在重述，我们的叙述并不是要为那神话增色――神话已经是很完美的了，你们为何要再讲一遍？――所以我们只能站在今天人的立场上，把它变成一个素材去重新诠释，其实，中国神话在民间的流传中，一直就在不断地被重述，白蛇从最早的吃人不吐骨头到现在被人们咏叹成美好爱情的象征，在这流转中，今天，我们赋予了它更多的人本主义的观点，人怎么去看待异类？在《人间》中，我们用了众生平等的观念去重新讲述白蛇的传说，而不用“人”的角度去规范那个故事。我们的观点与苏童的话也并不矛盾，神话就是一种人类对世界的想象。

至于你刚才讲到法海和众村民围攻并要杀害白蛇时你的感受，非常感谢你，你读书的感觉太好了！我和李锐当时也就是想写出这种感觉：无奈和无助。尤其是“无助”，你是自书出来后那么多采访者中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关海山：请问蒋老师，你近期有些什么写作计划？

蒋韵：计划写一部关于黄河边古镇的长篇小说，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题材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也许在这期间，还要穿插着写一两个中篇。

关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