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 霓裳羽衣曲惊破 偶然必然共促成

上回说到，在甲、乙两条金铤之上，都有一个“进”字。其实，这是唐代中叶，官吏向天子或者上级官吏进献搜刮来的财富的一种标志。这种进献制度初见于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收复了两京以后，此风渐盛，后来逐渐泛滥成灾。

在“乾元元年铤”的两面，记有不同的进奉金铤的人名，便说明此金铤已有不同两次作为财物向上进奉，这种情况与唐代记载进奉和使用金铤频繁的事实相符。不过，性质略为不同的是，“乾元元年铤”属于唐统治地区的官吏向上进奉的，而“张通儒铤”则是叛乱分子向叛乱总头目进贡的。

除了有铭文的金铤外，考古人员还把剩余的金器全部归类分析。

无名的金铤，有77件，毛重25988.04克，是这批出土的文物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者，全部都是素面，形状基本上为矩形，少量为两头圆表面呈弧形的条形。其大小不一，最大者长18.2厘米、宽3.4厘米、厚1.1厘米，毛重为1091.22克，最小者长8厘米、宽1.1厘米、中部厚0.5厘米，毛重仅65克。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专门做鉴定工作的郝俊山讲，这批金铤大部分都是矿金，由金矿石冶炼，除去矿渣后，立即浇铸而成，因此它们的成色大部分较低，在95%—96%。而且，这批金铤的成色、重量、规格都比较混乱，和后期有一定规格要求的金铤不同。

根据金铤上的铭文得知，这批金器是中唐时期的历史文物。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是唐肃宗的第二个年号，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唐肃宗组织力量进行镇压的时期。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十一月十日，当了42年太平皇帝、已年过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和贵妃杨玉环同游华清宫时，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

号称20万的叛军势如破竹，河北道诸州县望风而降，空前的世界大帝国正面临着它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要谈这次著名的叛乱，首先要谈它的起因。唐帝国在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唐初的38万余户发展到891万余户，唐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要呈报人口，由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但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开始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

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需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来应付不停顿的战事。兵源不足、财政困难成了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的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8万余人。

同时，因唐玄宗李隆基追慕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也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第一，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如安禄山就担任了14年平卢道节度使；第二，节度使常由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第三，重用蕃将，747年时，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蕃将，此前唐廷对于蕃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方面大员；第四，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对中央的离心力。

751年，高力士曾经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对边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却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就已经一共拥兵33.15万人、战马5.6万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大火药桶，问题只是谁去引爆它。

首席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杨梅清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