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铤

之二 宝物悄然道真谛 历史零碎浮水面

来到屯军沟大队后，陶正刚首先找到黑云，看到了这批文物，确认“应该是金子！”

装有金器的木匣长40厘米、宽25厘米、高30厘米，多年的风化，木匣已腐蚀成了纤维状。西端放着扁圆形金片和金铤，金铤交替四层叠压在一起；东端放金箔三捆；在金铤、金箔之间放着金饰、金链和官服腰带上的金銙等，全部共有193件，合计总重为34810克，折合成纯金重量为33025.64克，且含金量竟在95%以上。

这么多的数量，这么好的质量，让陶正刚也为之一惊，“太有研究价值了！那它们会出自于什么年代呢？”于是，他立刻组织人手去土沟上的悬崖考证。

当他们攀上悬崖时，出现于眼前的，仅是顶小底大的一个近似梯形的“夯土堆积层”。陶正刚眼前一亮，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埋藏木匣的地方，“一定要细致！”他在心里默默地告诫着自己，经洛阳铲细细钻探，夯土堆积层慢慢地露出了原型。

原来，这是一处东西长33米、南北宽8—9米、北部高2.8米、南部高2.3米、北高南低的夯土建筑台基。东部从刨面上看，好像有一个台阶，上面用石块砌地。夯土层夯打坚硬，土质为灰红褐色五花土，每层厚在7至10厘米，台基为南北向。

从这些特征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个房屋建筑遗址，出土金器的土坑则位于建筑台基的西南角。在台基南部，从洪水冲刷的沟壑中，约200米的范围内，依稀有古人居住过的痕迹。而在台基附近，灰土堆积约厚1米，并且从灰土堆积的不同层位中，能见到数量较多的陶瓷残片，其中有细绳纹瓦、肩部饰有波纹的罐、敞口盆、粗大厚实的素面瓮，以及北魏时期黄绿色瓷釉残片。此外，铁质工具有锤头、刀等，兽骨有马的腿骨、肩胛骨和羊的四肢骨等，羊骨大部分都经火烧烤而成黑色。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汉至唐时期的文化遗物。但具体是哪个朝代的遗物，还得从这批金器上入手。

初步考察后，陶正刚对金器进行分类，里面有铭文的金铤5件、无铭文的金铤77件、金饰15件、金链3件、金饼4件，还有小金花两件，金箔三捆，扁圆形金片、金钗和金手镯各一件。

作为考古学家，陶正刚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写有铭文的那些金铤上，对这五条金铤逐一细细查证。

甲条金铤上正面写着“×朝议郎××××御×赐紫金鱼袋臣××进”，背后有三行字，首行为“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中行不清楚，第一个字可能是“铤”，第三行为“×××官朝议郎×××司马赐×鱼袋臣张昂”，简称“乾元元年铤”。

他判断出这些可能是中唐时期的遗物。为什么呢？所谓的“乾元”，是指公元758年，唐肃宗在位期间，李辅国兼太仆卿，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改“载”为“年”，改元乾元。

乙条金铤长8.4厘米、宽4.4厘米、厚0.7厘米，长方矩形，毛重467克，成色为95%。上面有一行文字，已被敲砸，但尚有“柱国魏国功臣张通儒进”，简称“张通儒铤”。张通儒是何许人也？翻阅史料，考古人员发现，在历史上确实有此人的名字，他是安禄山手下的一位文官。

丙条是长14.7厘米、上宽1.5厘米、底宽2厘米、厚0.4厘米的梯形金铤，毛重283克，成色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錾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简称“员外同正铤”。“员外同正”应是“员外置同正员”的简称。这种官职据《唐代职官表·历代官职概述》称，“唐代习惯，官吏患公罪，多半是贬到远方作州县以下的官，简称左降官，虽有官名，不许任职的，名为员外置同正员”。丁条毛重126克，两端尖圆，中部宽厚，底面平，表面呈椭圆弧形，背面有个“万”字。

戊条为长方矩形，只剩半截，残长12.4厘米、宽5.9厘米、厚0.8厘米，毛重982.65克，成色96%。正面有刀刻的两行字，已模糊不清，第一行只知有个“两”字，第二行“××参军裴×”，于是，称之为“参军裴氏铤”。

第二行的“××参军裴×”中的前两个字应该为“录事”，最后一个字尚不清楚。“参军”，自南北朝以来，州刺史都有军职，其僚属也都采用参军事的名义，简称参军，主要有相当于刺史下总务长职务的“录事参军事”。而分管州内行政职务的，有司功、司仓、司田、司兵、司户、司法、司士等参军士。所以，此金铤应该是州刺史下录事参军裴×的实物，“裴”可能是某州管理钱粮的官吏。

这批金器的主要形式是铤，占全部出土物重量的90%以上。那何为“金铤”？

铸黄金为铤，是唐代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习惯，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下“禁金玉锦绣勅”：“所有服饰金银器物，令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用法律形式规定黄金必须铸为铤。平鲁出土的铤，正和唐代制度是基本相符的。但它们的大小差距却达16倍之多，铭文虽注明了重量，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实际重量，这些情况，说明唐代金铤是不能像货币那样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流通的。

唐代的黄金，据史籍记载，有用于贿赂、赠送、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赋税、进献、赏赐，以及对贵重物品的支付、远方传递运输、路费、上供和窖藏等诸多方面的价值。

此外，陶正刚还在“乾元元年铤”和“张通儒铤”上发现，最后面都标有一个“进”字。这又是何意？说明了什么呢？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正刚

首席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杨梅清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