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盟类盟书

二 郭沫若鉴定：神秘盟书轰动世界

郭沫若先生鉴定完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说三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又对王冶秋讲：“这是春秋时期的盟书啊！古书中提到过，但从没见过实物呢！”并以其四川口音大声喊道：“好得很！这个发现很重要啊！”

他指出，侯马出土的文字资料文物就是《左传》、《史记》等古籍中古人常提到的盟书，也就是古代人们在某种政治斗争后订立的约信文书。郭老一锤定音，亲自将其命名为“侯马晋国盟书”，还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郭老所写的《侯马盟书试探》。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了张颔一个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就根据“盟誓”这一线索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消息一经公布，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让众多考古家和历史学家激动不已，纷纷研究盟书，对其时代、事件及主盟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侯马盟书的发现，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这为后来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实，在侯马盟书挖掘之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曾三次出土“沁阳盟书”，但因存世太少，且有散失，未引起考古界关注，而侯马出土的带字盟书是一个研究盟书的极好机会。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家，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奇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10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大家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自己的手上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篇幅又多……

而春秋晚期，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争权夺势，大肆杀戮，使社会变得礼崩乐坏、诚信缺失。诸侯国间为保证某些利益，常常聚集一处，结为同盟，并写下盟书。《春秋》、《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盟誓活动约200次，足见其盛行。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很简单，人们对盟约制度的细节仍知之甚少。

于是，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个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经过悉心整理、反复琢磨，最后也认定这正是盟书，由此拉开了破解神秘盟誓之谜的序幕。

盟书又被叫做载书，中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会举行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约，并对天立誓，表明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便会受到严惩。参加盟誓者要在祭祀坑边杀牲取血，用毛笔蘸血，把结盟的誓言写在玉片或石片上，这就是所谓的盟书，然后再把盟书放在用作祭祀的牛、马、羊身上，埋藏在地下。

盟书必须一式两份，一份埋在祭祀坑中，一份藏在盟府。在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但是，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与古籍记载的情况不同，它不是蘸牺牲血写的盟文，而是用朱砂写的。不知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由鲜血改为了红色朱砂书写。郭沫若先生认为，可能到春秋时期前后，就已改用朱砂了，毕竟用血在玉、石上写字的缺点很明显。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谁？他们为何而起盟？其仪式又是怎样的呢？

1966年，就在大家准备深入研究、全面考证之时，“文革”却开始了，“十年浩劫”中断了这项工作。其间，张颔成了“走资派”、“反革命”，长年挨批斗，遭受迫害，被打入“牛棚”6年之久。幸运的是，在“文革”当中，所有的侯马盟书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坏，而是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侯马文管会陶正刚宿舍里，后又转运到太原文庙后面的一间旧房子里。

它正默默地等待着“伯乐”前来，一解这千年之谜。

首席记者 李尚鸿 文／图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