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瀛湖文化景观中的省立一中旧址

清徐白石沟万亩葡萄园
国家寻宝: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本报记者专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
一段斑驳的引水渠,一家沧桑的老字号,一座“文革”时期建的礼堂、一条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大街……别小看我们身边的一景一物,它们不仅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钟情的对象,更是人类的宝贵财富。“6.13”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普查过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权威解读。
等同于“国家寻宝”
山西晚报:此次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很多人称其为“国家寻宝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施联秀: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文物普查,但只是行业内部的普查,由于受资金、技术等制约,漏查甚至根本没有普查到的情况相当普遍。这次文物普查是由国务院部署的,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国家文物保护基础工程,不仅是一次级别最高的文物普查,也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之一。
山西晚报:我省为此次普查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空前的吧?
施联秀:这次文物普查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投入文物普查经费4000余万元,我省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三普”领导组及“三普”工作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500人,组建了97个专业的普查队。此外,省“三普”办还组织了省考古研究所及古建所的27位专家,加强对全省“三普”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和审核,保证了普查工作的严谨性和学术性,而在技术层面,则运用了大量的信息网络、数码技术、GPS等现代科技手段。
百姓身边的20世纪遗产
山西晚报:这次文物普查类型有很多极具新意的提法,如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工业遗产等,尤其是“20世纪遗产”的提法,让很多人都觉新奇,为什么会普查这方面的内容?
施联秀:20世纪遗产最初以保护“革命文物”起步,后发展成其他文物类型。近10年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0世纪遗产有很多,它不仅是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还包括人们在创造时的精神理念。就拿山西的大寨来说,不仅是一个综合性的20世纪遗产,里面有水利遗产、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重要的还有大寨人的精神,是值得人们传承和发扬的。
山西晚报:现在大家身边很多耳熟能详的景观都被列入20世纪遗产,比如太原的文瀛湖公园、迎泽大街、工人文化宫,您觉得这些文物遗产有什么特殊性?
施联秀:拿文瀛湖来说,是明代贡院和近代学堂的所在地,还是山西民主革命活动地以及中共山西党团组织诞生地,公园经历文瀛、中山、新民、民众、人民、儿童等更名衍替,逐步形成了遍布文物古迹的环文瀛湖文化圈,是集文化聚会、传统教育、民俗风情、经济集散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景观。你说这样的地方能不独特吗?通过此次普查,我们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这类遗产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大家保护身边的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了明天而保护今天。
山西晚报:这次普查中,有没有令您感到意外的20世纪遗产?
施联秀:有很多,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徐万亩古葡萄园。谁也没有将葡萄联系到文物身上,但实际上清徐葡萄种植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现在葡萄园内还有二十余株明清时期的葡萄树。现在看来,很多农业遗产、工业遗产都很精彩,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普查队中有百姓身影
山西晚报:此次普查除了文物考古人员外,普通百姓的反应也很热烈,这在前两次的普查中也不多见吧?
施联秀:是的。在“三普”过程中,有很多人、很多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晋城市政协的裴池善是一位文物爱好者,“三普”期间,他特别组建了一支由社会文物爱好者组成的普查队,入深山、下田地,做出很多贡献。不少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从事照相、制图技术专长的人们,也自发地成为普查队中的一员,帮文物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文物普查是一项长期的野外调查工作,队员们需要不停地搜索和寻找,很多当地百姓就成为我们的领路人,为文物普查节省了很多宝贵时间。
山西晚报:通过一年多来的野外调查,您觉得普查中的难点是什么?
施联秀:套句老话,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山西是文物大省,在过去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就达到2万余处,所以为了详尽、仔细、科学地摸清家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省有着悠久历史,本身就有很多传统类型的文物遗迹,再加上“三普”中的新类型遗产,无疑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此外,大家都知道山西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增加了实地普查的难度。还有,省内一些地方经济不平衡,经费不到位,这也是制约普查进度的因素。
最怕“前脚发现,后脚破坏”
山西晚报:晚报在撰写“湮没的历史”系列报道中,关注过大同一个民国四年建的老火车站,但不久之后,火车站就被呼和浩特铁路部门拆除了,普查结束后的保护应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吧?
施联秀:是,而且非常必要。如果出现“前脚发现,后脚破坏”的被动局面,普查结束时公布的新发现文物,相当一部分就可能已经成为了“消失的文物”,不仅无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违背了开展文物普查的初衷。
山西晚报:此次的发现是不是应该被设置成为必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有无具体的时间安排?
施联秀:我们要求边调查、边保护,意思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在当地先建立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然后及时公布该地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话就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就有利于当地和百姓们对该处文物遗址进行及时保护。
山西晚报:有成功的事例吗?
施联秀:山西北方风雷集团原为247厂,前身是太原机器局,是洋务运动中山西第一个工业企业,厂区内现存办公楼、厂房建于1914年至1931年间,是别具风格的中西合璧建筑。普查工作者和厂区进行了沟通,厂区迅速开始保护并力求恢复原貌,除了让现有人员搬离办公楼外,还从厂史入手,找到了详尽的历史资料,并且建起一个展览馆,将保存完好的老设备以及照片资料等进行展示。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三普”工作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物遗产的保护。
采访最后,当记者提及此次“三普”工作带给施联秀最大的感动,以及最让他欣慰的事时,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局长陷入沉思中,“有一张工作照让我特不是滋味,那是大同普查队一位女队员发来的,她还开玩笑说她们所在的普查村落里,只有6口人,加上她和队友,全村人口数上升了……要知道,普查中一些女同志都是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扔下,把工作地当成了家;朔州普查队中,有位80多岁的老人,尽管他早已从文物系统退休,但依然加入普查队,跟小伙子们一起没白没黑地在野外工作。还有石楼的一位队员,一年多来都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去普查,有些村落摩托车上不去,他就步行着翻山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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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遗产
20世纪遗产是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文化遗产集合,包括了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遗产。其种类繁多,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遗迹为背景的物质载体,也有反映不同流派特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为特征的建筑载体。其风格迥异,往往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
本报记者 吕国俊 孙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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