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从来都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力量，主流媒体更应该主动承担起保护、传播文化遗产的任务。在规模空前的“三普”调查中，山西晚报与山西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推出“寻找湮没的历史”专栏，展示普查中令人心动的发现，以及在这些发现背后的故事和传奇。截至目前，已刊发专题报道23篇4.5万字。

在“6·13”我国第4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0日，山西晚报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了“寻找湮没的历史——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研讨会”，来自部分市、县人民政府，新闻单位，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市、县“三普”办、普查队等各界代表60余人参加研讨。本报集萃其精要，以飨读者。

宁立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我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2008年春季以来全面铺开，取得可观的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商业遗产、乡土建筑以及20世纪遗产等新类型的不断发现，对巩固我省文物大省的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要感谢诸多新闻媒体，他们情感真挚，妙笔生花，对文物普查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今天的三晋大地上，一种责任和情感相互交织的现象正在悄然发生，她穿越了村落、厂矿和街道，也不局限于政界、商界或知识界——那就是全社会广泛关注、踊跃参与的“大三普”，重新锻造了每个人与文化遗产、也就是与我们共同精神血脉的亲密关系。

丁伟跃（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 山西晚报社社长）

广大 “三普”工作者发现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动的过程。“寻找湮没的历史”专栏开辟以来，晚报记者与各地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深入到普查一线，使更多的读者直观了解了山西的文化遗存，给人以震撼和体悟。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在这次普查中，广大普查队员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用辛勤的汗水和生动的镜头，挖掘出一个个精彩的发现，他们同样令我们感到震撼和感动。

张和平(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今年 1月21日，我们在晋城博物馆举办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成果展，调动了普查队员工作积极性，也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普查的热情。文物普查中，先后有5名社会文物爱好者参加了普查队伍。晋城市普查队员提出的口号是“用双脚踏遍晋城每一寸土地”，还专门成立了“遗址墓葬专题调查组”，发现了一大批遗址，打破了过去晋城市古建多遗址少的局面。截止到今年5月底，晋城市文物普查共完成3823处，以县均639处名列全省第一。

师悦菊 （山西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组组长）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与前两次普查相比，从普查内容、技术手段、调查方法和质量控制上都有很大区别。内容上，除传统的六大类外，新增加了二十世纪文化遗产，关注行业性质文化遗产，重视乡土建筑和线性文化遗产。“三普”的专业督导主要由综合专家组和包市专家承担，针对县一级普查队伍专业技术上的欠缺，为确保普查质量，包市专家都深入一线指导，每个月在一线的工作日不少于6到10个工作日，作用很大。

李文艺（晋中市文物局局长）

到 2008年底，晋中市7支普查队伍以县域为单位的实地调查启动率达到100%。截止到目前，全市共落实普查经费 370元，完成实地普查的乡镇101个，占到乡镇总数76%，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760处，新发现2590处，占普查总数的68.8%。为保证普查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制定了《晋中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员守则》，从而确保了普查工作的质量和进度。今年的目标是，争取晋中的普查总量达到5000处以上，新发现量达到普查总量的70%以上。

陈竹琴（临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临猗县是一个文化教育大县，地上地下文物丰富。县里设立了“三普”信息热线，还印制了4000份“三普”年画，发放到乡村农户。14县普查队员在服装上、挎包上、水杯上都印制了“三普”字样，走到哪儿，就把“三普”宣传到哪儿。“三普”队员野外普查辛苦，县里除为队员们购买保险，秋夏两季还为队员们注射了乙脑和乙肝疫苗，各乡镇都为普查队免费提供食宿。队员们艰辛而愉快地工作着，一个又一个新发现不断问世。

韩革（太原文物普查一队队长）

我所在的普查一队主要由太原市文物局机关公务员组成，这是全省惟一的一个以行政单位人员为主的普查队。队里以最优化的组合来工作，每一位有经验的老人带一位新人，实行师徒制度，同时每个人还要兼任一项其他工作，这样的分工可以确保一旦哪位队员临时有事缺岗，工作都能正常开展。

对新发现文物认定准确，新发现数量多、类型全是我们这个普查队的特点。根据“一五”期间太原城市规划及建设中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建筑保存状况，我们对大批20世纪50年代的太原标志性建筑和时代特征鲜明的建筑进行了登录。

裴池善 （晋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主任、城区普查队队长）

我是一名文物普查“编外人员”，用对普查工作的爱心，弥补了专业知识上的不足，成为一名普查队员。2008年 12月10日，我被借调到晋城市旅游文物局，当起了晋城市城区文物普查队队长。白天在一线普查，晚上恶补相关知识。为提高全体队员专业水平，我们还赶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都遗址，现场补课。后来，我们这支队伍3个月时间，在城区奇迹般发现了41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晋城的空白。

雒春普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增加了乡土建筑、农业遗产、商业老字号、工业遗产等内容。这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文化遗产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符号，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根，就是保护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值得指出的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建设氛围下，这些遗产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极端恶化的状态，可以说每天都有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被无情地破坏着。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李非（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三普”中，20世纪文化遗产及文化线路遗产占有太原普查相当大的比重。清末洋务运动和阎锡山督统山西之际，太原的军事工业发展突出，而且自成体系，所以20世纪文化遗产主要是以工业为主。文化线路遗产也很有特点，“三普”中发现，太原以北古道绵延，古堡串接，整体上看，既是太原北线防御体系的组织部分，也是晋商文化线路的重要路段。

赵慧英 （山西北方风雷工业集团工会主席）

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募集白银，在太原北门外建起了山西机器局，以修理枪械为主，开创了山西近代工业先河。1949年，太原解放后，这里成为山西机床厂，现在是北方风雷公司。目前，我们公司对原有文物进行了大力保护，把阎锡山当年设在工厂里的办公室，办成了陈列馆。现在，陈列馆和后面的车间已经成为太原市不可多得的工业遗址。我们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准备申请报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郎保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

为充实全省基层“三普”业务力量，学院组织12名研究生赴全省“三普”第一线。今年4月，考古学专业课程调整，二年级本科生校内全部课程调整为实习课程，全部下基层。考古系承担了“三普”山西省旧石器专题普查工作，我们抽调师生和技工组成了一支旧石器专题普查队，顺利完成了对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吕梁市、忻州市的旧石器遗址普查工作，复查认定遗址87处，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化石出土点）49处。重要的是，学生们的“三普”不但取得一系列成果，他们的视野也大大开阔，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刻。

本报记者 尚云 整理

    从2008年 12月至今，本报图文并茂刊发23篇“寻找湮没的历史”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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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

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一词自20世纪20年代起即已普遍应用，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 。它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

本报记者 武六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