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同华家中发现的试卷

近日，明代廉吏乔应甲后人家中发现珍贵文物

临猗县楚侯乡有个张嵩村，地处偏僻却远近闻名。之所以名声在外，是因为这里是明代廉吏乔应甲的故乡。近日，临猗县三普人员发现了乔应甲后人乔同华家中保存的珍贵文物——童生考秀才时的试卷。

4月20日，在张嵩村村委主任张建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乔同华家。

房子隔层上发现试卷

今年76岁的乔同华老人现在居住的院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原来的三进院如今只剩下头进院的南房和东西厢房。

进入南房坐下，乔老介绍，这里原本是大院的门房兼客厅，他记得小的时候，四面墙上还挂着不少字画，后来都遗失了。南房里外两间，里间是主人的卧室，外间的东半边用木板隔成两层，“试卷就是在隔层上发现的”。

乔同华说，近几年，运城的“乔应甲研究”逐渐兴起，乔同华有文化、有见识，又是乔家后裔，因而成为张嵩村“乔阁老”研究的重要一员。“我马上想起隔层上好像有东西。”乔同华说：“上去之后发现屋顶漏雨，东西都泡了水，好多都揭不开了，最后拣出两份还算完整的试卷。”

童生试卷难得一见

这两份试卷，就是被临猗县文物局视为“重要发现”的童生考秀才试卷。

在张建民主任的“担保”下，乔同华同意让记者看一下试卷。两份试卷均属于同一考生“孙向郎”。试卷为宣纸质窄长形多折开本，试卷分内外两课，内课为七折，外课为十折。试卷由封面、正文两部分构成，封面裱有硬纸，正中上方为“河东书院”蓝色长方印，下方用毛笔填写课别（内科、外课）、考生类别（童生）及考生姓名（孙向郎）。封面右上方批有名次，内课“取中卷拾伍名”，外课“取中卷第八名”。试卷第二折上有批语，内课为“词意薄弱”，外课为“小讲及中比可取”。内课批语字迹流畅洒脱、连笔较多，外课批语严谨工整、连笔较少，可以看出非一人阅批。

正文书写在印制的竖格内，“内课”卷文题为“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意谓郑子产爱物之心，鱼则有幸得以生还；外课题为“吾十有五”，文中阐述人生十五，不再是小孩子了，万勿玩忽怠荒，虚度春秋，当自立自强，成就一番事业。正文由右至左比着印格书写，字迹稚嫩而工整，全篇文字无一处涂改。

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副馆长赵志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封建时代科举考试非常严格，考生孙向郎的成绩按现代标准来衡量，一为及格、一为优良，“还算是很不错的”。

乔同华拿给记者看的还有与试卷同时发现的《翰林闱夺命录》《全国各省考卷》《墨卷新录》三本书，内容都是清代科举考试得中者在考试时所写的文章，相当于现在的考试高分作文汇编，推测应为复习教材。

有批阅的试卷，还有教材，这些东西应该是一个“教师”留下的。但是考卷上没有任何记载，这个人会是谁呢？是乔应甲？还是另有其人？

乔应甲与河东书院

寻找这个答案，得先从明清时期以科贡连绵闻名的晋南最高学府“河东书院”说起。

河东书院建于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旧址位于现运城市盐湖区大渠办事处，现仅余藏书楼遗存。

乔应甲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以勤政爱民闻名。后因政见之争以及个人家事，几次在老家张嵩隐居，前后共有13年，隐居的时候就被聘到河东书院当阅卷老师。但是，孙向郎的试卷不应该是乔应甲留下的。这从考卷上印着的“河东书院”可以推测出。

据介绍，书院从唐末五代兴起之后，因为并非官方学校，在办学理念上和官方有冲突，所以历朝历代屡遭官方的禁止和改造。一直到清朝初年，“河东书院”才改回原名。也就是说，乔应甲批阅的卷子不会有“河东书院”字样，所以不可能是他留下的。那么还会有谁呢？

在家谱中寻找答案

“乔应甲是我们张嵩乔家的八世祖，我是第十八世。我们家的六世祖乔继宗、十世祖乔壮受也在河东书院阅过卷。”采访中，乔同华拿出一本乔氏家谱说。

据乔同华搜集的资料显示，六世祖乔继宗是明嘉靖时的贡生，授山东淄川司训，“诸生称善，诱经指授者多显，”。淄川人王君是继宗的学生，后以御史身份到运城管理盐业，再三拜谒归隐故里的恩师，聘为河东书院阅卷。十世祖乔壮受为清代举人出身，曾任五年山东阳信县县令，卸任回家后被聘为河东书院阅审试卷之师。十一世乔于泂曾任沁水县训导（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也是修这本家谱的人。史料载，乔于泂文名远扬，辞官回家后同样被聘为当地科举考试的阅卷老师，只是没有明确说是否在河东书院。

究竟是谁留下了这两份考卷？我们期待相关人士尽快给出答案。

■专家点评

点评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赵志明

童生考试是科举取仕的入门考试，从少年学至苍叟未能通过童试而终生称“童生”者屡见不鲜，可见其难。该试卷形制为窄长式多折开本，印制规矩，试者书写恭敬，卷文工整秀丽，阅者批注一丝不拘，河东书院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根据史料记载，试卷的产生年代当在书院称名为“河东书院”时期，即清初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这一时期。乔氏先祖多为明清时期河东大儒，出官入仕，累世聘为河东书院阅卷、学官，家学渊源。这两份试卷不但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清代教育档案，其对山西地方学制、明清时期河东书院及乔氏家族的研究均大有裨益。

本报记者 胡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