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石山对话“年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初一到十五，今年的春节已过大半。但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年年“俗”不同。春节发展到今天，其历史内涵、文化内涵都有了怎样的变化？是否还是记忆中的那些“年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对话韩石山，探究一二。

韩石山：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别的“节”不同，有许多农时、地理、气象、人文的东西，是个真正的“节”日。传统节日已经融化到中国人的血脉当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如果有个大致分类的话，一个是典籍，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一个就是民俗，包括这些重要的节日。

“年”这个节日，我们现在叫“春节”。过去是一年之始，也就是元旦。现在所说的元旦实际上是公历的第一天，我们不能把这个日子叫做年，要叫的话，只能叫做新年，而农历的“春节”是旧历年。可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春节”才是真正的年。

记者：《尔雅》上说，尧舜时称年为“载”，夏代为“岁”，商代为“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是否可以说，“年”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呢？

韩石山：“年”里包含了很多东西，变化是有的，但也有不变的。比如很多积极的民俗：守夜包含了对神明和天地的敬重；放爆竹包含了破晦气、警醒的作用；甚至于小年吃点糖瓜，企求灶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都有积极的因素在里边。人们企求神仙不要说坏话，也是在勉励自己不要做坏事。不可全当迷信。这种虔诚的精神境界使民俗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不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

记者：春节是对辛苦劳作者的酬谢，与西方的节日相比，有无瑕疵？

韩石山：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但我不会上你的当。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关键是看你如何来做。有瑕疵，也不是“年”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传承中间出了偏差。

大吃大喝么？就是不过年，浪费的人照样也是浪费。节日综合征毕竟是少数，是由你们媒体制造，局部放大后，迅速传播而产生的幻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记者：那您还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情景么？

韩石山：我的岁数大一点，也不是很大。解放前出生的，属狗。小时候也还经历过一些农村的那种过年的排场。晋南农村过年是很讲究的。有一种小灯盏，瓷的，里边用的油就是吃饭的油，芯是棉花做的。在门角上、窗台上，总之在一切能放的地方都要点着。我家前后两个院子，能放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当时没电灯，点着之后，家里就有一种迷宫般的感觉。再加上，把那个神祉挂起来，牌位摆起来，桌子还要围上那个绣花的桌帷，与唱戏时老爷升堂用的一样，当然没人家的精致。大年初一早上醒来，就看见老人在院子里点那个“柏枝火”，就是用柏树枝点起来的火。弥漫着一种庙堂的感觉。总之，年的味道非常浓，也非常庄重。现在已经很少这样了。

记者：形式很重要吗？

韩石山：没有了形式也就没有了内容。

现在，过年加入新的元素。比如除夕晚上看春晚。刚开始，人们有种新奇的感觉，毕竟除夕是个熬夜的事。除夕熬夜叫“熬财”。虔诚的人，说不定一晚上都不睡觉。在我老家，除了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到井里挑一担水，叫进财水，招财进宝的意思。我们村里有个本家，我叫三爷，每年都要第一个把水挑回去。谁早都早不过他。老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毕恭毕敬的。农村过年有很多敬重的东西，现在都淡了。很难说这是一种提高，说不定是一种降低。年轻人对一些传统已经没有了记忆。即便恢复，也没有了过去的庄重感。

记者：您是昨“是”而今“非”吧？

韩石山：小时候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一定要到本家，就是周围几家拜年。一进门要亮亮地叫一声，什么爷，给你拜年了。那边呢，也很敬重地把你迎回去。虽然你是个小孩，但你的身份是替你家里来这里拜年，所以也得拿上点吃的，有时候给拿上一角两角钱。现在呢，说不定小孩叫声叔叔，就给了一千元钱，没有了亲近的形式。起码，孩子见了长辈应该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问声新年好。实际上，如果是爷爷辈的，磕个头也无妨。

记者：您对新元素之一的短信拜年有看法么？

韩石山：我觉得，这要分开讲。在一个城市里，朋友之间，短信拜年、电话拜年都无所谓。因为就是为了传达信息。但是，在一个城市，你给你爸发个短信，那就太可笑了。或者打个电话说，今年不过去了，这是不孝。中国人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有道理的。看望老人，不光是送点礼，送点钱财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老人心理的一种安抚，让他看到一家人在一起，子孙兴旺。所以，子女们在这一天不应该吝惜给老人拜年。

记者：您考虑过家庭小型化，小夫妻过年的疲于奔命么？

韩石山：今年我儿子就不回来。儿媳妇是桂林的。这些年，只能是回太原一次，回桂林一次。像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理解。我相信两边的父母都会理解。父母理解孩子，孩子理解父母。只要是一个和谐的家族，在这上面一定会通情达理的。这不应该是个问题。甚至于子女工作忙，老人也可以过去看他们。不在乎形式，而在乎这个家庭文明到什么程度。

记者：刚才您对压岁钱好像还意犹未尽，对现在的小孩，您也“谁红和谁急”么？

韩石山：我小时候压岁钱是很少，象征性的。现在完全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带有惩罚性的。为什么呢？我对你有恩，你给我儿子压岁钱，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给他多少钱。这不是惩罚么？渴望一种变相的回报。回报有真心实意的，也有碍于情面的，甚者有连回报都不是的，而是借机行贿。你是领导，刚来一个单位，你们之间还没发生关系，就有人来拜年，就要给孩子那么多钱，这能叫回报么？这是对压岁钱美好祝福的亵渎，是在淳朴的外衣下，做着肮脏的交易。

记者：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韩石山：你说得好。作为舆论的喉舌，你们应该呼唤淳朴。如果每年到了春节都老生常谈年俗，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你今天谈到这个话题，说明你还没有忘记民生，没有忘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还有，年夜饭到饭店里去吃。我是反对的。

年夜饭不是请客。就是你一家人，为什么不可以在家里，一起动动手，把这个饭做得好好的？当然，想吃什么稀罕的东西，可以买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到外边花多少钱，而且越是好饭店，越火暴。一顿饭要花多少万，普通的也得大几千！

记者：这是为了省事？

韩石山：我认为不光是省事，也有摆谱儿的因素在里边。就是自己给自己摆谱儿。主要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没道理。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包饺子有什么不好？他们做这种事情，忘记了除夕晚上最基本的要求，守岁。守岁不是狩猎，可以到野外去，到街头去。守岁就应该在家里。再者，年夜饭，是一种仪式。有一种对祖先的崇拜在里边。在我老家，每到这时吃饺子，捞出来，要拿油先拌一下，为了不粘，放的时间长一些，供在那儿给祖先，第二天再换。现在的年夜饭失去了守岁的意义，光剩下吃了。

仪式越庄重，说明心里越虔诚。我们还是要强调形式，用我们崭新的思想，回到传统中去，在那里暂时休息、修补、修正自己的心灵。节日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

记者：看来，满城尽贴印刷体的对联，一定也入不了您的“法眼”吧？

韩石山：写对联的人现在很少了，几乎绝迹。我主张家里有能写的，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你的孩子练习写毛笔字，就让孩子写，而且要坚持下来。不管孩子的字体如何稚拙，一定要鼓励。没有人会笑一个孩子的稚拙，而且年复一年的写下去，孩子的字肯定会有长进。他知道，自己的字是要在那儿贴一年，大人要看的。这对孩子是一个极好的传统文化的训练。

有文化的人更应该自己写对联。有文化的人买印刷体的对联就是一种堕落，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我们老家就把一个村子写不写对联，写得好坏，作为对一个村子文化高低的评价。我祖父写的一手好字，过去给好多人家写，一般的还求不到。任何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如果贴着印刷体的对联，就会显得市侩气，就让人敬重不起来。应该说商店可以例外，人家需要那种金碧辉煌。现在目不识丁的人家已经很少。我愿意看到普通人家没有一户贴那种印刷体的对联。你们报纸应该把这个作为号召。这样才有品位。

我希望一些地域的领导，过年时，在他所在的地方转一转，看一看，评比一下好对联，把这个作为一个文化竞赛、书法竞赛。与其平常就几个书法家自得其乐，不如与民同乐。这样评比出来的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好处是，写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会得奖，他肯定不是奔着奖去的，而是诚心、认真地写的。作为文化竞赛，说不定能成为发现农村文化人才的终南捷径。

记者：走马巷头识君际，方信人间有余贤。现在地方政府搞好文化的积极性不缺乏，缺乏的是好点子。您的这个创意显得“无本万利”，投资回报来得快而且实在。

韩石山：很多地方一年编画册编什么的，老百姓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编一本农村对联画册？让有些一辈子写对联的老“秀才”，也能上画册，这是他全家人的光荣。练了一辈子书法，终于修成正果。

编对联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奥妙就在于对称性。会编对联的人，就等于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真正会编的，连平仄都很讲究，不仅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么简单。

记者：最后再说说“灯”吧。您不会嫌现在的花灯没文化吧？

韩石山：制作手段、材料的变化，乃至于表现形式的发展是一种进步么？不管怎么做，都是一种群众文化生活。技术进步和文化含量没有必然联系。

我反对的是奢华和粗鲁。走在街上，很多单位门口的灯，你看吧，那叫一个难看，反正是为了凑数。为了省事可以去买，当然太穷的单位还得自己糊。有钱的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完全是一种文化奢侈、文化粗鄙。

过去很精致的灯，有文化含义在里边。我不反对做一些机械的、现代化的灯，让大家都来看。比如放爆竹，有人放鞭炮，有人放礼花，总有几个有钱的。起码可以与民同乐，让大家有看头。

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发动大家自己动手来做花灯，就得做精致，否则不如不做。和刚才说对联一样，也可以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制作，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感知途径。

反正不在乎形式。宁穷一年不穷一节。自己应该量体裁衣，要创造一个欢乐的氛围。

采访札记：

老韩是我的偶像，虽然他谦辞说：“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学问,学问做不动了作讲演。”但本次的对话却真正是一次精彩的演讲，在互相启发中，充满了灵性的碰撞。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我在聆听，不亚于老韩给我个人作了一次生动的学术讲座，使我收益良多。看来，“谁红跟谁急”不是谁都能来得了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此言不差。

本报记者朱慧